如何与被性侵的孩子谈话？——周晓青
时间:2018-07-18 点击:次
文|广州和真心理首席咨询师 周晓青【新闻回放】 毕业前夕，班主任邱磊（化名）突然组织聚餐，不疑有他的 10 名大四学生欣然赴约，谁知却留下了不堪的回忆。" 他（邱磊）在吃饭时就摸我的大腿，甚至还摸了敏感部位，接着又向我表白。" 提起 12 月 12 日晚的一幕，广州五山某高校大四女生黎敏（化名）仍心有余悸。有此遭遇的不独黎敏一人，据她事后了解，当晚参与聚餐的 9 名女生中有 8 人遭到邱磊不同程度的 " 咸猪手 " 袭击。目前，其中 3 名女生向天河警方报案，警方及涉事高校均已介入调查。
新闻来源自《新快报》2016年12月21日的报道
《聚餐时遭班主任“咸猪手”，3 女生勇敢报案》 黎敏和她的同伴，此刻正局促地挤坐在我面前的一张二人沙发里，她们紧密的靠在一起，就像是要从对方的身上汲取能量和勇气。她们就是在新闻事件中勇于站出来的三名女大学生：黎敏、郑玲和文芳（三位均为化名）。 谈话的氛围一点也不轻松，黎敏首先问：“是要详细地说，还是简单地说？”她用这样的方式探究着我的需求。在案发至今的一个星期里，她们已经对不同的人复述整个事件不下十次了，每一次都仿佛重新经历一遍。“说多了，也不愿再提起，尤其是那些细节。”“我们要学着应对不同的人，大家的目的都不一样，有些人是有企图心的，我们不知道面对媒体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事发后所经历的一切正在改变着这些少女的生活。 “我觉得好无力，好孤独，当摄像机就在我的背后不断询问问题的时候，我面对着眼前的一扇窗户，感觉整个世界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好害怕！我感到很孤独！”郑玲（化名）说。 文芳（化名）则一直默默地流着泪，她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平时就不太和人亲近，所以现在会更敏感于人们的反应？哪怕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做点什么我都会觉得他可能是危险的。” “我很害怕别人对我太热情，那让我觉得他们是有企图的，我会担心，好想离开他们。” 这些话语或非言语的信息都将那份紧张、恐惧侵入到我身体的每个毛孔，以至于我也被带入到一种高度警觉的状态。我知道，我的身体正在感知着她们所经历的性侵创伤。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躯体的高度紧张感被唤起，出现了短暂性的解离，就像8名女生在被老师触摸的时候出现的“脑子空白”状态。 去细致地描述我的感受，是为了让每一个试图要接近这些孩子的成年人有一个清晰的感受——她们是真真实实受到了伤害的孩子！不要轻率去安慰，不要企图去窥探，更不要粗暴地想要了结。她们需要的陪伴和支持远比结案本身重要的多！ 图五 如何和受了性侵的孩子进行交谈呢？我基于临床经验，尝试给出一些建议： 1. 将孩子的感受和权益放在第一位。 孩子当下最需要被安慰的是那份惊吓，强迫或诱导她们去回忆创伤细节都有可能造成二次创伤。她们的自我非常脆弱，表现出的敏感、多疑都证明了不安全感是真实存在的。要让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稳定下来，就是对她们的情绪和感受层面做出镜映。类似“你很害怕”、“你吓坏了”是在用言语的方式描述她们的状态，帮助她们恢复对身体和情绪的感知力。 2. 保证谈话双方或多方的平等性是对孩子最大的保护。 曾经赖以信任的父母、老师或学校此时都可能基于各自的目的而变得强势或退缩。他们会以毕业、前程、个人声誉等为由，劝孩子放弃维权。这是她们在遭受老师性骚扰之后，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进一步遇到挑战的时刻，直接动摇的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年轻人赖以为生的“信仰”问题。郑玲说：“我从小被教育的不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不同了呢？”当孩子的身体边界被性侵者突破了，她们想要捍卫的精神边界、心灵边界却可能被父母、老师，甚至那些妄加评论的好事者所摧毁。 3.谈话尽量回到事件本身，避免过多外因的干扰。 受侵犯者体验的不仅是痛苦的回忆，还有深埋在心底的内疚、混乱、恐惧和自卑等复杂情感。把谈话内容锁定在事件本身，其实是在帮助他们逐步恢复自我功能。换言之，是在用“以事论事”的方式圈画好一个可知的主题。将松散的、碎片的感知用谈话的方式予以整合、聚焦。否则，类似这三名女生即将面对的毕业分配等问题就会被作为诱惑性或压力性因素引入，给孩子造成过度的压力，无疑加重了她们的精神负荷。 4.成人陪伴的意义在于替代孩子的自我行驶功能。 在受性侵的孩子不得不面对媒体、和学校进行会谈的时候，应至少有一名成年人在场，以便在遭遇不当做法或提问的时候，替代这些孩子予以制止。毕竟，回忆本身就会令人重新陷入到创伤情境，这时再要求她们讲究措辞、理性思考实在是强人所难。 随着社会的发展，校园霸凌、性侵正成为人们熟知的热点话题。究竟该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孩子，是每一个家长，甚至是成年人都需要去学习的。我们需要在立法维权的同时，尽可能的避免造成孩子们心理上是二次创伤。这是一个谨慎而细致的工作，更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精神重建工作！ |